今天是一个蛮特殊的日子，是勃拉姆斯诞辰190周年，也是柴可夫斯基诞辰183周年。刚好他们出生在同一天，也刚好他们都是我所喜爱的音乐作曲家。

我刚开始听古典乐感觉很难受。一部交响曲听完大抵需要三刻钟，这对于急性子的我来说是难以接受的。此外，大多数作品都是无标题音乐，也就是说除了标注的番号和体裁外，就无其他可预知的内容了。

对于一首好听的流行歌曲，我会眼前一亮，称赞不绝，但是听到一些古典音乐的时候，更多的是：

“…”

“确实不错。能有这样的音乐作品出现，某种意义上真的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幸事。”

我挣扎了很久，终于觅得我所喜爱的两位音乐大师。

对于一部音乐作品来说，光是作曲家写完并没有结束，他还需要演奏者亲自将他演奏出来。对于柴六，我尤其推崇切利比达克指挥的版本。切利指挥的特点是慢，在慢中似乎每个音符都变得细腻和富有生命力。当然，柴六本身就是一部抒情性极强的作品，而在切利的演绎中，老柴的痛苦迷惘绝望以及对生命的眷恋和不舍都留给人慢慢体悟。相较之下，一向被人所称誉的穆拉文斯基的指挥似乎显得“操之过急”了。初听切利觉得慢，后听觉知细，暮然回首，方才惊觉这是切利的悟。

有段时间我特别痴迷于勃拉姆斯的作品，一天不听仿佛我快要死掉了，作为一个有灵魂的存在物，只剩下一副躯壳。勃一被看作是贝多芬的延续，有人称其为“贝十”。但开始的时候我不以为然，只觉得它较贝多芬多了一份徘徊与迟疑，近显得有些“扭捏”。后来有天我心情惆怅时，才突然明白人不就是这样吗，哪有那么多畅快淋漓，只有在思索中不断犹豫，不断徘徊，不断挣扎。

对于当今的时代来说，古典乐恐怕已经成为了一种永久怀念的对象，就像我现在写这些文字一样。有时我会反问我自己，我是不是把音乐当成了逃离这个世界的避难所呢？就像马尔库塞说，我们需要建立一种“艺术理性”，来摆脱资本对我们的异化，把艺术作为技术理性的解毒剂。但是我表示怀疑。其一，艺术作为一种感性的存在物，用理性的方式去把握，究竟是触及了艺术的本质还是错失了它。其二，在当今流于工业化生产和对传统审美价值反叛和决裂的现代艺术中，我们是否能在其中有限的外在形式中获取某种“内在视域”以及其中的审美意象。

但马尔库塞提醒了我们一件事，艺术的确是有真理的。艺术的创作是感性的，这种感性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感性。倘若理性是在扬弃事物的感性存在中，力图切中事物本质，从中推出超越诸感性客体中普遍性的原则，那么艺术同样也是在感性中超越了有限性。当我听柴六的时候，我能深刻感受中藏在老柴心中的迷惘痛苦和它对人世间的眷恋，仿佛我们之间隔得数百年是不作数的。四个乐章，从痛苦走向绝望。他最终不能是贝多芬那样从痛苦走向光明。当我听到柴六第四乐章时，我突然相信老柴的确是自杀而死的。这样复杂的感情交织在一起却又能被他书写得如此深沉有致。当勃一进行到第四乐章时，当随着一声定音鼓一锤定音，致敬贝多芬欢乐颂的音乐慢慢放出时，只觉得胸口被捂热了，心中突然生出一股力量和勇气，在难明长夜里继续斗志昂扬地高举火炬。“拨云见日终有时，守得云开见月明”。

有时候我想，古典乐不是用头脑去听的，不是用头脑去理解，而是用心去感受。在某种意义上，语言和文字在其面前都自惭形秽。“ to feel it,not to understand it.”

“人们时常埋怨音乐是这样地模糊，听音乐时，简直不知如何去想才好。但每个人对文学总是能理解的。不过，对我来说……一首我喜爱的乐曲所传达给我的思想和意义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。这不是因为音乐不够具体，而是因为它太具体了。因此，我发现：每当我试图用文字或语言来说明一段音乐时，好像是说过了，但又好像说得都不令人满意。”
—门德尔松

我并无有意将古典乐神秘化，将其写的玄之又玄，不过我有时也会觉得，如果没有听过这种作品，感觉人生都会缺了一块，比如如果没听过切利的柴六实乃是人生一大憾事。